邓小平南方谈话未见报的两句话
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一次到南方视察并发表谈话。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该报副总编辑陈锡添采写的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0多年过去了。现在再看，陈锡添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陈锡添却把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这些我都没敢写。”
对于如此重要的两段话，陈锡添为什么“不敢写”呢？陈锡添解释说：“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党史信息报》7.9唐健文）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7/24/content_87590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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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重要谈话 陈锡添为何不敢写 |
| 新华网 （2003-07-27） |
| 稿件来源：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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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xinhuanet.com/weekend/2003-07/27/content_9953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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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 <><><><><>
| 新华网 （2003-08-19 17:19:31） | <><><><><>
| 稿件来源：深圳特区报 |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六） 陈锡添 南国春早。 一月的鹏城，花木葱笼，春意荡漾。 跨进新年，深圳正以勃勃英姿，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各族人民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到深圳来了！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小平同志的到来，是对深圳特区最大的关怀和支持，是对深圳人民最大的鼓舞和鞭策。 （一） １月１９日上午８时许，在深圳火车站月台上，几位省、市负责人和其他迎候的人们，在来回踱步，互相交谈，他们正以兴奋而激动的心情等待着…… 来了！远处传来马达的轰鸣声。接着一列长长的火车徐徐进站。时钟正指９时整，列车停在月台旁边。 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 不一会，邓小平同志出现了！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都一齐投向这位领一代风骚的伟人身上。 他，身体十分健康，炯炯的眼神，慈祥的笑脸，身着深灰色的夹克、黑色西裤，神采奕奕地步出车门。他的足迹，在时隔８年之后，又一次踏在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块热土上。 下车后，邓小平同志满面笑容地同前来欢迎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一一握手。 握手时，谢非说：“我们非常想念您。” 李灏说：“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 郑良玉说：“深圳人民盼望您来，已经盼了８年了。” 简洁的话语，充分表达了全省、全市人民对小平同志的想念和崇敬之情。 邓小平同志同省市负责人登上一辆中巴，一直驶到下榻的市迎宾馆桂园。在这里恭候的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市委常委李海东迎上前来，同小平同志握手并向他问好。 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市负责人劝他老人家好好休息。 但是，小平同志却毫无倦意。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是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者。早在１９７９年４月，他在听取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后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次年８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国经济特区就这样诞生了。深圳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开辟的最早的改革开放的试验地之一。它的发展情况，小平同志当然十分关注。１９８４年１月，小平同志曾到深圳视察过。一晃，８年过去了。深圳的面貌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老人家急不可待要亲自目睹一番。 |
随行人员说，小平同志身体好，昨晚在车上休息得不错，既然他兴致高，就安排活动吧。 在桂园休息约１０分钟，小平同志和谢非等同志在迎宾馆内散步。 散步时，邓楠向小平同志提起他在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６日为深圳特区题词一事。邓小平同志接着将题词一字一句念出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一个字没有漏，一个字没有错。在场的人都很佩服他那惊人的记忆力。 １９８４年，特区建设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有些人对办特区持怀疑观望态度。是年１月２４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顾委主任的邓小平同志，同王震、杨尚昆同志在中顾委委员刘田夫和广东省省长梁灵光的陪同下，到深圳视察，给深圳特区题了词，肯定了深圳特区的建设成就，肯定了办特区的方针是正确的，给了特区建设以决定性的支持，坚定了人们办特区的决心和信心，使特区的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散步后，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观光深圳市容。 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这里，８年前有些还是一汪水田、鱼塘，羊肠的小路，低矮的房舍。现在，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成片的高楼耸入云端，到处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小平同志看到这繁荣兴旺、生机勃勃的景 象，十分高兴。正如他后来说的：“８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小平同志边观光市容，边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当谈到办经济特区的问题时，小平同志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１／４，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车子行至火车站前，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那苍劲有力的“深圳”两个大字对小平同志说：“您看，这是您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 邓楠打趣说：“这是您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问题。”说得小平同志笑了起来。 当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小平同志说，亚洲“四小龙”发展很快，你们发展也很快。广东要力争用２０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停了一会儿，他补充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车子不知不觉到了皇岗口岸。皇岗边防检查站、海关、动植物检疫所的负责同志，热情地欢迎小平同志的到来。 小平同志站在深圳河大桥桥头，深情地眺望对岸的香港，然后察看皇岗口岸的情况。 皇岗边检站站长熊长根向小平同志介绍说，皇岗口岸是１９８７年初筹建，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９日开通的。占地一平方公里，有１８０条通道，最高流量可达５万辆次和５万人次，是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最近每天约通过７０００辆车次和２０００人次。小平同志听了很高兴，不断点头，露出满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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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１月２１日，是华侨城建设者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小平同志到这里的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 “锦绣中华”，是集中国名胜古迹于一体的世界最大的微缩景区。中国民俗文化村，是中国民俗艺术的荟萃之地，是集民间艺术、民族风情、民居于一园的大型游览区。 上午９时５０分，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来到中国民俗文化村东大门广场。民俗文化村顿时沸腾起来了。广场上欢声雷动，鼓乐喧天，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各族青年男女，载歌载舞迎接小平同志的到来。 在广场西侧，小平同志登上电瓶车，由徽州街西行，缓缓驶经各个民族村寨。所到之处，各少数民族的演员都在尽情地跳舞欢歌，敲鼓击乐，充满欢乐祥和的气氛。小平同志一行在这里领略了千姿百态的民族风情，欣赏了古朴纯美的民间歌舞。而那别具一格的徽州石牌坊群，富有民族特色的贵州鼓楼、风雨桥，云南藤桥，金碧辉煌的西藏喇嘛寺等，又把小平同志一行带进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长河中。 正在这里游览的群众、港澳同胞和外国朋友，纷纷驻足道旁，鼓掌向小平同志致意。小平同志亦频频向他们招手。 到新疆维吾尔族民居，小平同志走下电瓶车，在这里坐下来，兴致勃勃地观看维吾尔舞蹈。这时，小平同志的小孙子走过来，邓楠抱住他，说：“亲亲爷爷。”小孙子亲昵地吻了一下小平同志的面颊，小平同志十分开心。 小平同志接着到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在“天安门”前，小平同志下电瓶车观赏了“故宫”景色。然后，他走到“故宫”景点旁边的小卖部，很感兴趣地欣赏玻璃柜内的纪念品。 在“布达拉宫”前，小平同志分别同家人及亲属、陪同的负责同志合影留念。 在驱车回迎宾馆途中，小平同志和陪同的负责同志亲切谈话。 小平同志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他接着说，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当深圳市长郑良玉汇报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时，小平同志说，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可以搞上去。我们完全有能力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 小平同志还谈到要尽快把经济建设抓上去。他说，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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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时间过得真快，小平同志在深圳，一晃几天就过去了。１月２３日，小平同志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陪同下去珠海特区。
上午８时３０分，深圳市负责人以及警卫、服务人员，在市迎宾馆热烈欢送小平同志。人们都依依不舍，
多么希望小平同志能在深圳多住几天啊。
小平同志和市负责人一一握手告别。
同车前往蛇口送行的有李灏、郑良玉、厉有为等。
车子在宽阔的笋岗路向蛇口驶去。在车上，小平同志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李灏向小平同志简要地汇报深圳改革开放的几个措施：调整产业结构；放开一线，管好二线，把深圳特区建成第二关税区；加强法制，依法治市，加强立法执法工作；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的三个效区，等等。
小平同志听了后说，我都赞成，大胆地干。每年领导层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不断总结经验，至少不会犯大错误。
李灏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要争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
小平同志说：“我刚才说，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正。”
谈着谈着，车子到了蛇口。李灏说，南山区管蛇口这一片，南山区发展势头非常好，南山的荔枝很有名。全世界荔枝最好是中国，中国荔枝最好是广东，广东荔枝最好是东莞、增城、深圳等地方。
这时，邓榕插话：“那么，全世界的柚子哪儿最好呢？”车子里爆发一阵哄堂大笑。
原来，小平同志平时在家里，常对孩子们夸耀四川的柚子最好。孩子们都不同意，认为沙田柚子最好。
笑声过后，小平同志说，四川柚子最好，但认识统一不起来。
邓榕说：“说沙田柚子好的人多，说四川柚子好的人少。”
车子在蛇口一个地方停了几秒钟，邓榕指着远处“海上世界”对小平同志说：“这是海上世界，是您给题的名。”
车子接着到赤湾港，缓慢地行驶。小平同志坐在车上察看赤湾港码头。
李灏介绍说，赤湾港在蛇口里面，可停３．５万吨的船，准备建成停５万吨船的码头。妈湾港在蛇口外面，可停５万吨的。深圳东部、西部都有港口，去年吞吐量达１４００万吨，将来要达到上亿吨。 车子到达蛇口港码头。下车前，李灏对小平同志说：“您这次来，深圳人民非常高兴。我们希望您不久再来，明年冬天来这儿过春节。” 小平同志下车后，同前来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握手。 然后，小平同志同深圳市负责人李灏、郑良玉、厉有为一一握别。 小平同志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回来，向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把握时机，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抓上去，这是小平同志对深圳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小平同志心头的一件大事。 李灏说：“您的话很重要，我们一定搞快一点。” 上午９时４０分，小平同志乘坐的轮船离开蛇口港。 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９日到２３日，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这段日子，是极不寻常的日子，它将永远记载在深圳建设的史册上，永远记忆在深圳人民的心坎里。 “东方风来满眼春”。小平同志来到深圳，使深圳进一步涌起改革开放的春潮。小平同志在这里发表的许多重要谈话，对深圳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敬爱的小平同志，我们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深圳人民一定沿着您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深圳特区报》1992年3月2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8/19/content_1033952.htm ===================================== 在年轻人讨要赠言时，陈锡添喜欢送人“机遇只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对陈锡添来说，最大的机遇莫过于邓小平1992年南巡深圳时，被深圳市指派为惟一的文字记者。当年3月26日问世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使他一举成名天下知。 文名之盛，使人淡忘了他的“官身”：写“东风”时，他已是《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过了几年，他又先后被任命为该报总编辑和《香港商报》总编辑。 《东方风来满眼春》名声之大，使人们对他在这篇文章之外的职业生涯很少提及，甚至有些不屑——我们相信，读了本文的人们对此会有所改变。 但不管怎么说，浏览陈锡添的精神世界，“东方风来满眼春”毕竟是最重要的关键词。 《东方风来满眼春》有“遗憾”之笔 记者：陈老师，您好!在最近出版的《我崇仰，我批判——穿行在人大的岁月》一书里，我们看到，人民大学校友把您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与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列为最令他们自豪的两篇“历史关头的雄文”。十一年前，1992年的 陈锡添：感谢人大校友的器重。写作和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历程是我永生难忘的激情岁月。我还清晰地记得，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羊城晚报》头版就换掉计划中的版样，详细地摘要转载； 记者：媒体好像还报道过一则“芋头”的故事？ 陈锡添：是，《东方风来满眼春》传遍全国后，湖南省祁东县姐妹岭张李湾村八组一个叫刘杜伟的青年农民给我寄来一封信，我还能清楚地记起信的内容：“尊敬的锡添记者，昨日读您撰写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知道邓小平爷爷很喜欢吃芋头，我想邓爷爷为关心全国人民奔小康呕心沥血，难道我们就不能向邓爷爷奉献一点爱心吗？我跟妈妈在自家责任田种的槟榔芋还留有一些，我想给邓爷爷寄去，但不知怎样邮寄。请来信告知。”我回信告诉他可以寄中央办公厅转。结果，刘杜伟真还把两个槟榔芋寄到了。同时，刘还托人带给我两个芋头。从这位农民的真情里，我感到了人民对小平同志是多么尊敬和爱戴，对宣传改革开放的声音是多么支持和鼓励。 记者：因为《东方风来满眼春》，您得了不少奖吧？ 陈锡添：最高荣誉是2000年的“韬奋新闻奖”，之前还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全国改革好新闻一等奖”、“广东新闻奖特别奖”、“深圳新闻奖特别奖”。 记者：事隔十一年，现在回头看，这篇文章是否有遗憾之笔？ 陈锡添：这篇文章我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邓小平有一段话：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四句是原话，我记得非常清楚。这四句话听起来很散，其实连贯性是很强的。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说明你的政治运动就是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说明你搞政治运动的领导的头脑不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说明你搞政治运动、形式主义是领导头脑不清醒，就是在影响工作，所以不要搞政治运动。但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我把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等，这些我都没敢写。我当时不敢写，说明我的思想不够解放。 南巡谈话开始不让报道 记者：一名记者，能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近距离直接聆听伟人谈话是难得的幸运。中央、省、地的记者那么多，机遇为什么单单被您抓住？ 陈锡添：当时我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我写的一些评论、报告文学、通讯等发表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当地小有名气。所以，江泽民、李鹏等国家主要领导人视察深圳时，市委都曾指派我去采访。我记得那是 记者：您可曾料到这一次采访会产生这样一篇代表您记者生涯中最高成就的通讯？ 陈锡添：这个倒是没料到。但是，第一感觉告诉我，光是“邓小平到深圳”这几个字，就已是全中国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了。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由于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每出台一项改革新举措都显得步履维艰。先行尝试市场经济运作的深圳，本来有中央给我们的“尚方宝剑”，就是要带头敢闯敢试的，现在也有点畏缩了。湖南的一个市委书记曾对我说，他就看《深圳特区报》，只要你报道深圳有一个新政策出台，并且下次还有报道，他就去做了，不用问了。人家都看着你深圳，但你深圳都是畏缩不前，那么改革开放的前景岂不是很迷茫？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平同志要来深圳视察，意义非同一般。因为深圳是在他亲自关怀下迅速崛起的现代化大都市，是他亲自设计的改革试验场。小平上次视察深圳已经过去8年了，8年来深圳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是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他一向倡导实事求是，前来亲眼看、亲耳听，肯定会发表关系我国改革开放走向的重要观感。 记者：最近，我们看到一篇报道，小平同志1992年到达深圳前， 陈锡添：这是外国记者问我最多，而且是我最要回避的问题。我去美国访问的时候，有一个记者跟着我，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我说我太忙了，他说陈先生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哪有太忙的？确实不是太忙，其实是小平同志不同意报，请示了几次，都说不要发了。据说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时自己提出“三不”：不题词，不接见，不报道。第二天通知我们，没有报道任务。新华社广东分社一位副社长，是我的学长，以为上面指示不报道了，他就主要抓摄影，拿着摄影机到处拍照片，所以后来出了一个摄影集。我心里虽然说不，但是还是要报道。小平这个讲话太重要了。根本不是来度假，根本不是随便聊天，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而且针对性非常强。我心里想这个稿子不发出去，一辈子遗憾。所以我一天到晚盯着他，像一个保卫一样，站在他旁边，认真地听，认真地记，本报摄影部主任说要给我一个漂亮的相机，让我拍一些照片。我说不拍了，不要一心二用。我每天晚上整理笔记。 既然暂时不作报道，报社编委会就决定用评论的形式，将小平谈话的重要内容和精神传达出去。市委也是这个意思。春节过后，我参加了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与副部长吴松营组织的评论写作组，撰写《深圳特区报》的《猴年新春八评》。我执笔写了《要搞快一点》、《要敢闯》两篇。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内容被原汁原味地穿插在“八评”当中。“八评”从 记者：但您还是想写一篇大通讯来完整生动地表现小平南巡谈话吧？ 陈锡添：是这样的。不久以后，党内通过中央文件的形式对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做了传达。那时，我就想，能不能在适当的时候，以新闻通讯特有的优势，活灵活现地将小平在深圳的言谈举止来一个大展示。于是，我更留意对采访记录的整理和调查核实。只是日常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动笔。大概是 记者：写作顺手吗？当时的情景一定终生难忘吧？ 陈锡添：说起来真是好事多磨。我刚要动笔， 记者：送审情况如何？ 陈锡添：当时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你们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记者：原来是这样。我们曾听说是有重要领导支持或者说是暗示您写这篇通讯的。 陈锡添：这是猜测。绝对没有，在杨部长说了“发吧”之前，没有任何一位比杨部长职位更高的领导有过这样的指示或暗示。 记者：文章正式发表时，修改的多不多？ 陈锡添：不太多，但是它凝聚了本报编辑人员的心血和智慧。编辑陈寅帮我把原文中的“过了猴年”改成“过了新年”，因为文章中的时间是还未到春节。当天值班的要闻部副主任陈桂雄跑来对我说：“‘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都一齐投向这位领一代风骚的人物身上’，这句的‘人物’要改成‘伟人’。”还开玩笑说：“你同意我要改，你不同意我也要改。”其他编辑也是一样的群策群力，让我感动。喔，还有，新华社在转发时删掉了一个多余的字，“时钟正指9点正”后面的“正”字。 记者：听说现在已经送入档案馆的原稿上有“机密”二字，这是怎么回事？ 陈锡添：这是编辑部的一个“小鬼”随便写的，因为他看到文章是写小平的内容，又看到边写边发排这么紧张，猜想此文肯定有“来头”，所以就在稿件发排时信手写了这两个字。没想到，因为他的这两字“墨宝”，如今倒给收进历史档案馆里去了。 记者：文章在 陈锡添：恰恰相反，人说“乐极生悲”，我是“乐极生惊”啊。当时这篇文章发出去，我害怕，就睡不着觉了。不是怕丢官，乌纱帽掉了算啥？一个小小的副总编算什么？邓小平的形象，国家的大事，才是真正重要的啊。通讯中很多是“邓小平说”，弄错了怎么办啊？弄错了不得了，一万一千字。 3月28号，《上海文汇报》登了，《中华工商时报》也登了。28号晚上《光明日报》的总编让该报深圳记者站负责人打电话来要照片，说他们想发。到30号，《光明日报》登了，《北京日报》也登了，我没看到这两家报纸，但香港的报纸我看到了。香港报纸说，两家左报争相登这个报道。30号晚上，我值夜班，突然发现那个接收新华社通稿的机器“嚓嚓嚓嚓”打个没完，原来我的稿子出来了，一万一千字。稿子竖起来有两个人高。心中的石头落地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人民日报》的副总编保育钧，是我的同班同学，给我打电话，他说，陈锡添，你成功了！邓小平的名字到哪里去，你的名字也就到哪里了！他说你的稿子是怎么出来的？我说没人看过啊，就我们社长稍作修改了一下。他说你们这么大胆，就这么出来了？我说，是啊，就这么出来了。没有任何背景。 记者：这在当时还是很冒险的。 陈锡添：是的。深圳当时的市委书记李灏在市委常委会上说了一个事情，在1992年的“两会”上有一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问他，你们这个稿子怎么出来的？李灏回答说，“我不知道，家里定的吧”，意思是他在北京开会，他怎么知道这个稿子是怎么出来的？他说家里定的吧，就是说是在家的深圳市领导定的吧。这位领导说：你们的胆子好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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